凭历史铁证寻探张氏始祖所在年代

凭历史铁证寻探张氏始祖所在年代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
张长兴

     如今，在兴宁市张氏联谊会金标会长的领导下，兴起研究先祖热，这是非常好的趋势。百花齐放，各抒己见，共同探索真相，才是正路。

有的宗长通过宏观数字统计的的方法研究。认为代差旧时相隔20-23岁为合符情理，当今以23-26岁为可纳范围。独立外迁者，首先应具备独立生活能力，或做官迁移，一般是20-40岁之间，以折中减误方法取30岁为基数。对已知所载年份纵上对比计算，就能得出较为近准的年份和准确的朝代。

    化孙公至今800多年，除于30代左右，每代二、三十年年，的确合符一般现实，大家容易信服：兴宁市张氏至今20多代，明朝中期至今500多年，宁泉支谱就显得合理。我听过许多亲友说，明朝开基合理啊，500多年，传了20多代，20多年一代，没错啊！

    宏观的统计非常简单，也省事，但客观现实却非常复杂而丰富。宏观数字统计法不一定都能符合现实——

    化孙公18个儿子，108个孙子，曾孙可能是几百个的了，非常可能是6代同堂，每代十五、六年。

再以我老家永和大成村计，老张屋有与我同龄的18世宗亲，且与现在的27世孙均在，相差9代。我祖屋四角楼是1850年代的18世祖建造，而160年后，还有同世辈的18世在！该当作何解释？

    中国古代长时期不重视修谱，到了北宋的朱熹提倡人伦理学，大家才开始注意。但接着的南宋、元朝均短暂、动乱，民不聊生，谈不到修谱高雅事。实际上到了国泰明安的明朝中期，客家人系才真正形成，才兴起修谱，就难免错漏大。既然有人可以怀疑500年前的祝枝山志有误，那我们同样可以怀疑800多年前对上杭始祖化孙公的记载同样有问题啊，难道他就不可能是再往前的千年人物吗？如果他能够往前推，是北宋末年或南宋初的人物，后面的难题不就解决了吗？！

     关键是，宏观数字统计法解释不了先祖具体存在年代的铁证。还是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态度好：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，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，即规律性，求就是我们去研究。我们首先应该研究先祖的的的确确的存在，无法否认的存在；如果我们对的的确确的存在都视而不见或回避研究与解释，不就闹笑话了吗？

张琳公父子及其两位弟弟

500年前明朝祝枝山主编的《正德兴宁县志》载启源公5世孙琳公为永乐9年（1411年）举人；而他家乡坜陂鳝塘围《张氏家谱》则载中举时年33岁，乃1379年出生。他是启源公4世孙才兴公（庠生）的长子，胡氏七娘生。与妣黄氏合葬于胡油竹。生男添佑，岁贡生。我再查《上杭县志》，张琳1424年为上杭知县。请注意，启源公5世孙在1379年已经出生，再上5代，不就起码是公元1300年前吗？…如果说祝枝山误录了张琳公其人，难道上杭严肃的县志也误录吗？而且，本县父母官每任年限是清清楚楚的，来不得马虎的。如此铁证能否认吗？

据鳝塘围《张氏族谱》记载，张琳之子“添佑公，号弘道，岁贡，宣德贵池县丞”。祝志科第篇第三十九名有云：“张弘道，宣德元年(岁贡)贵池县丞”。刘熙祚县志卷四和咸丰丙辰续志卷八贡选篇所载相同，均说“张弘道宣德元年(1436年)贡，授贵池县丞。”

如果说张琳公是举人老爷知县容易被人注意而误录的话，其二弟张瑛公则是乡下小民，没必要误录吧？且看大成村老族谱，记载其为己巳年11月16日卯时出生，即1389年，葬于永和石坡角，应该是铁证吧？再看其三弟张宗公为元朝12年生，当然是错的；但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当时对启源公元朝开基印象强烈，在修谱时下意识高错的。

而且，张琳公1424年是上杭知县，而据上杭档案记载，其1436年仍是知县。那么，按一般推论，他于1450年前后还可能在。祝枝山修志是在1510年左右，相隔60年左右，说不定张琳公的儿孙还在。既然如此，其举人身份本朝记录在案无假；生存年代无假，再从祝枝山这位大文学家、史学家的一丝不苟和据史直书原则，绝对不可能生造出一个本朝举人及其生卒年代来。而且，作为大成社堂堂张氏望族，修谱乃堂堂之事，断无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生造出一个举人知县大老爷来啊！

如此说来，张琳兄弟是铁证，是绕不过去的人物；而且，不存在两个启源公！所以，说祝枝山谬误的没道理的。…

张淑芳公

近年出版的中国最有权威的《中华张氏大典》121页记载：“水口张氏以张淑芳（字先腾）为开基祖。他是张化孙的七世孙，原籍潮州府竹篙山下。宋景炎元年（1276）任参军校尉，抵抗元军进攻，兵败水口黄洋沙，遂隐居水口墟。”而且，他这个大英雄，还把民族气节传及子孙，且看此大典同页记载：“生一子瑛，瑛生应翌、应轸、应星，分别起字善士、处士、隐士。父子四人虽为元人，但都不仕元。”

有关淑芳公南宋末年与文天祥勤王，历来典籍均此说法；至今查互联网资料，比比皆是也。此乃研究张氏先祖之铁证；而且，按化孙公的世辈排列，他比启源公高2辈。

张元模公

南宋末年文天祥部将张元模公随主帅南行，拼死勤王，因无力回天，又要坚守民族气节，遂兵败后逃往罗浮深山老林避难。而当地居民也十分同情这位落难的民族英雄，并乐意接纳他，后与萧氏女子成婚而传张氏一派裔孙。今日其族众达4000多人遍布罗浮镇。

元模公之史实，历史资料一以贯之；今查互联网，屡见不鲜，可谓铁证。

虽据今天罗浮元模公后代张志尧等介绍，他们内部并没有元模公抗元之说。并根据族谱，他们说是启通公裔孙，元模公是他的儿子。！但我与海涛老师依其族谱记载，其父启通公与启源公皆兄弟。据启源公的出生年计出启通公出生年份，再推算其子元模公在抗元时已有18岁左右，完全可能从军。另外，罗浮张家祠内有两个神位，另一位为“钟达甫”。族人说其为元模公岳父，是“救命恩人”，世代纪念。如此，便与历史资料吻合。还有，在元朝统治淫威下，大家怕灭族，隐瞒真相图生存发展，亦合情理。

张熙宗公的族谱记录及墓碑文字

兴宁市大坪岭背河，墓碑熙宗公刻着：“公卒于元顺帝正甲午岁”，碑上漏去至正之“至”字，否则不通。碑文应为“公卒于元顺帝至正甲午岁”。此乃历史铁证之一。

湖背张氏自1294年落基到明朝嘉靖二年（1523年）228年间，还未正式编修出版过家谱。此时，张氏三房七世张元珠，字邦光，时称兴宁少宰张侯，对张氏宗族进行全面的资料搜集，编辑成家谱，但可惜未能付印出版。

70多年后，明朝万历20年（1592年），鹅湖楼下五房九世祖张嘉文提出续编湖背张氏家谱，他是刚从湖背村搬迁到鹅湖楼下落基的八世仕华公之长子，号心宇，时任六安州判，他会同五房九世祖张宪进行整理续编家谱，但因经费等原因，也未能付印出版。

又过了13年，明朝万历乙己年（1605年），湖背张氏家谱再由九世张宪和十世张志燮续编，由九世张嘉策（楼下屋）、十世张梦奇和十一世张基协编，印刷经费则由张宪捐资，终于在1605年正式编印出版。

第一次编修《湖背张氏家谱》，代代记录，时历82年，经三次编修，非常严肃认真的。而对二世祖熙宗的逝世世界记载，是一以贯之。既然如此，当属铁证无疑也。

           其他典籍资料的铁证

      

有关历史人物的铁证，还可找出许多例子，按下不表。

    我现在谈谈历史典籍的铁证，以证其说——

1、兴宁湖背张氏家谱，明朝嘉靖修。嘉靖以后是正德，和祝枝山所在年代最接近， 已近500年。而且，其张氏族人肯定已经旺盛，才有必要修谱列昭序，因此，它最接近古代实际。湖背张氏其后与万历等多次修谱，一以贯之的仍然是元初开基的记载

2、罗香林的说法。他是客家文化的奠基人，海内外公认的泰斗。他述著严谨，他的兴宁始祖元初说，应该是可信的。还有兴宁先贤罗斧月等说法，亦是经严肃考证的。

3、前些年，大陆一批专家学者通力研究而成《中华张氏大辞典》对淑芳公、元谋公的南宋末年说和启源公的元初说，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权威说法。

4、据专家考证，宋元客家先民处于劣势，为了与土著和谐相处，对男丁有“某某郎”称号；在明朝，除初年有个别男丁称郎外，就不再沿袭；而启源公及其2世等恰恰有“郎”的称谓。此亦历史铁证也。

至于其他方志及权威资料，本文不再赘述。

   总支我们既要注意宏观数字统计法的合理性，而且此法最省事；但宏观和微观是统一体的存在，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。我们更要从真正的实证出发，加以辛苦的田野调查和凭借严肃的历史、方志等资料的考察。

    末了，我顺此建议：先祖生存年代久远，资料缺失大；而我们的能力有限，短时间难于定论，势必给修谱带来困难。但我认为，能够统一的最好，不能统一的，我们修谱时最好的把全部观点罗列，供后人参考。这是最合理而省事的做法啊！